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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达:玉学泰斗,君子安雅
来源:江西晨报 作者:何如珍 点击:


 
            人物简介:
 
      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彦涵习画,后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现在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玉器研究会会长。出版文集《古玉考》,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现仍从事科研工作,近期课题为《清代工艺美术史》、《中国玉文化史》(与美国屈志仁先生合作),杨先生的新作《中国古玉辨伪》,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玉文化学、中国玉器艺术方法和中国玉器时代风格,使读者对恢宏博大的中国古玉文化有个大略的了解。
 
      退而不休,见识远大
 
      从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工艺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以来,杨伯达先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已经走过近60个春秋岁月。他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学术事业,起点不可谓“少年英雄”。按照我们的划分,以1992年为界线,可以把他的学术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结束时,杨伯达先生65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这一年他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国际名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如果罗列他这时的学术贡献和业绩,以几本图录的编纂和二十多篇概述性论文实属平常。杨伯达先生退休以后“退而不休”,他在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和推动玉器学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极其显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可以用“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思想深刻、见识远大”十六字来形容。这些成就不仅使他可以跻身我国玉器研究一代宗师的地位,更可以使他“国际名人”的身份实至名归。自然,这些名望、头衔并不是我们所十分关心的,我们所思考的是:国内研究玉器的人何其多矣,为什么是杨伯达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最后成为阶段性集大成式的人物?在杨伯达先生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品质使他实现了常人难以逾越的质的飞跃?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人才、优化社会成才环境、造就更多的学问大家来说应该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事情。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杨伯达先生长期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和管理工作,在这所国家级博物馆里,因为经常要接待重要外宾、举办重要展览等实际需要,使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要求,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故宫里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言传身教,对杨伯达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文物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大量文物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故宫收藏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珍品文物,办展览、编陈列设计大纲、写解说词、出版图书录和书籍,都要与具体文物打交道,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研究文物,并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里进行考察,就容易获得成功的结论。杨伯达先生早期从事玉器研究取得的成果,诸如仿古玉、宫廷玉器、春水玉与秋山玉,乾隆帝玉器观等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为了深入实际,他不仅通过巡回文物鉴定到各地搜集资料,而且带着学术课题到各种考古工地调查。1998年他到江苏居容丁沙地调查小梅岭玉矿藏,2002年曾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的玉矿了解“俄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他对玉材的认识。
 
      身入异域,结缘文博
 
      读过杨伯达先生早期资料的人都知道,他刚开始是学美术史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一个学美术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馆学?杨伯达笑着说,原来他在进故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学了,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东欧的美术史是什么样的,还曾经赴前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学习,亲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艺术品。以前,前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技是走在中国前面的,他很幸运能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学习。当时能出国的人很少,而且出国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就是去逛逛、开眼界或是镀金的,而他则是去学习,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换句话说,他是在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大课堂,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在前苏联的一个博物馆里,馆长正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一个讲解员仔细地讲解着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征。他讲解的质量很高,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断他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博士,参观者感到很震惊。一个人拿着笔快速地记录着,这个人便是杨伯达。他在前苏联莫斯科参观了20多家博物馆,包括后来补上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博物馆,记录了厚厚一本笔记。他所记录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腊的古文物;第二个是看他们怎么去展览展品的。从此,杨伯达开始与文博结缘。
 


 

         缘结故宫,玉界泰斗  
 
        人一旦出名,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杨伯达拥有较丰富的博物馆经验,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院长见面,杨伯达问吴院长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吴院长很高兴地说“欢迎欢迎”。就这样杨伯达轻而易举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刚来故宫不久,幸运之神即降临到杨伯达的头上,这使得他与玉器结缘。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了3个人: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3人一起工作,取长补短。因为要给玉器分级别,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的三分之一。清代玉器是什么样的,故宫里记录的年代不准确,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艺术经验,就这样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地杨伯达也就懂了。
 
      杨伯达是个善学习的人,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他慢慢提高,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渐渐地他成为玉器鉴定界的权威专家、泰斗,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魂出金玉,君子安雅
 
      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大约有1万年的历史,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和杨先生对话,自然离不开玉和玉文化。他说,中国玉文化历史经历了“巫玉”、“王玉”、“民玉”三个阶段,但中国玉文化的鼎盛时期应该在史前文明时期。
 
      为了更好地研究玉文化,杨伯达先生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个玉器研究委员会。经过几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玉是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就是玉文化,并总结出“玉灵魂、金文化”是中国文明的祖先。
 
      玉器研究会有关玉文化的研究开了五次会议,并出版了四套书。刚开始认同的人很少,甚至好多人都报以怀疑的态度。最后一套《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下册》荣获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奖。这不仅仅是对玉器研究会的肯定,更是对以杨伯达为首的研究人员的玉器学术价值的肯定。
 
      目前,民间收藏玉器的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花数十万元来买一块古玉,自然就会请行家掌眼,有些人通过各种门路找到杨先生,但杨先生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他已经宣布不再做鉴定了。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古玉已经很难见到了,假货泛滥可以说到了成灾的地步。杨先生说:“但我也不好多讲,因为这样一讲就可能会砸了好多人的饭碗。”杨先生笑笑说:“也不利于安定团结呀。”所以,为了不伤感情,杨伯达决定不做鉴定,而是踏踏实实地写文章。当然,国家文物需要做鉴定的时候,杨先生还是责无旁贷。
 
      《荀子·荣辱》曰:“君子安雅。”意思是说正面有美德者谢之雅。君子温文有礼,为人处事合乎规范,令人敬仰。这是古代君子的道德标准。现代社会的人也应以此为处世准则,雅而有责,一旦社会或是国家有需要,就应该挺身而出。而杨伯达先生的思想也正好践行了《周易》所说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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