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经过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至大徒弟辩才，辩才藏于房梁之上，秘不示人。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便三次诏见辩才，想让他交出这件珍品。但辩才矢口否认。尚书仆射房玄龄向唐太宗推荐多才善谋的监察御史萧翼去征收这件“宝贝”。萧翼化装成商人投宿于永欣寺，终日高谈阔论，谈诗论画，下棋评书法。辩才以为遇上知音，从房梁取出《兰亭》真迹共赏。萧翼用计赚得《兰亭》，进献唐太宗。唐太宗得到《兰亭》后爱不释手，临死时还诏令《兰亭》殉葬，绝代墨宝遂“随仙驾入玄宫”。

　　尽管王羲之在世时即书名大播，然远未像后世那样被尊为书圣。王羲之成为“书圣”的第一个推手当为梁武帝萧衍。迨至唐初，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政暇之余，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为唐代书法的繁荣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掀起了一场书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造星”运动。唐太宗不惜重金竭力购募收藏王羲之墨迹，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并令虞世南、褚遂良等鉴定真伪，将复制品赏赐皇族和重臣，使多个版本在世间流传，著名者有冯承素“神龙本”、欧阳询“定武本”、虞世南“天历本”、卷后有米芾题诗的褚遂良“米芾诗题本”等。后集王刻石亦成风，王羲之书法拓本广益流传，朝廷上下遂掀起学王热潮。此外唐太宗自己身体力行实践王书，还以王羲之之女字为临川郡公主字。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作传，将王羲之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膜拜王羲之的原因，或谓唐太宗是南朝士族文化艺术的倾慕者和倡导者；或谓唐太宗认为艺术必须“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放”，反对浮华侈丽文风，追求“中和”审美；或谓王羲之书法是优美典雅的类型，符合儒家道、德、仁、艺一体化思想的审美旨趣，为了笼络江左人士，有助于对江南士大夫的统治和管理，饱含政治目的。

　　《述书赋》云：“高祖书师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风格。”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东晋宰相王导之后。王褒姑父是南朝梁文学家、书法家萧子云，从小即从其学习书法。萧子云（487-549），字景齐，书法善效王羲之，可知王褒书风亦归书圣一脉。江陵为西魏所克，王褒被虏至长安，数年后成为北周书坛领袖，王羲之书风遂传遍北方。“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以至赵文渊之书“遂被遐弃”，怨恨之余，“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而唐高祖李渊“近在关中，及习其书。太宗更笃好之。”如此而言，家庭影响恐怕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