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的书画市场十分活跃，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最尖锐并涉及书画家(包括家属)和投资者，即买卖双方利益的便是书画市场中伪品充斥的现象。古代的大量伪作已经够鉴定家们头疼的了，现在社会上还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伪书假画来。几乎可以这么说，凡是某位书法家、画家，只要一有点名气，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有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并进入了市场，马上就会有伪作随之面世。

　　书画仿作并非始于当今，古已有之。唐代张彦远所著的《法书要录》一书中就有一段说及此类事：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同时期有一个叫张翼的人，专门学写王羲之的字体。一次王羲之拿着张翼写的字，端详良久，才发现不是自己写的，还说“小子几欲乱真!”这样哭笑不得的话。可见张翼临仿手段之高明。当然仿作的目的不尽相同，有人是为临摹学习古人的技法，有人是为珍贵古书画留下一个副本，当然还有不少人是为了谋取利益。张彦远书中所举的例子，说明古代书画仿作乃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书法和绘画作品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场成为了流通的商品，许多书画家也以出售自己的艺术品谋生，书画作品有了经济价值。由此，书画作伪的现象就变本加厉，愈发不可收拾，甚至有人以此为业，专门从事这样的营生，甚至还出现了若干具有地域特点的作伪场所，如行话所称之的“苏州片”、“长沙货”、“河南造”、“后门捯”等等，呈方兴未艾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是没有文物市场的，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文物”这样的东西一律变成了“四旧”，烧、砸都唯恐不及，哪会想到它们还有值钱的一天。近些年来，文物拍卖市场日趋活跃，书画的拍卖价格又呈上升趋势，古画且不去说了，价格十分惊人，就连当今的大小名家，行情也颇为看好。由此便出现了众多假冒伪劣之作，搞得拍卖行当内防不胜防，于是打假呼声渐高。但是喊归喊，局面并未见根本好转，伪作仍然招摇过市。

　　书画作伪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还愈演愈烈、花样翻新呢?这里面除去有利益可以获取这样的客观因素之外，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似乎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禁忌不无关系。

　　清代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一书中，曾经提到有所谓“十二戒”之说，这“十二戒”属于中国民间的禁忌。即意在说明如果犯了这些戒条是“伤阴骘”的，是正派人所不肯干的，也就是说干了这样的事是犯忌讳的。其中的第四、第九两戒，“……见人交易，而偶谈价值，意非不公也;而卖者之情，急于买者，有难言之隐焉。其所当戒者四也。……人以无能滥竽，正于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语，使彼无可容身。其所当戒者九也”。前一条是说断人财路，后一条是说破人饭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坏了的事。龚炜认为这些禁戒是“人心风俗之厚薄系焉，亦祸福灾祥之机所由伏也”。明朝“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画史上说他“与物无怵”(清·姜绍书《无声诗史》)。便有人制作伪画，冒充他的作品。凡是有人拿了这样的赝品请沈周题字时，沈周明明看出这不是自己的手笔，但是却从来不说穿，“欣然为书”，一点也不计较。以上这段故事一方面说明沈周为人的宽厚，另一方面未必不能说是沈周心存禁忌，不愿意说或不便说。但是写下这段故事的人则是把它作为沈周的高尚品德加以颂扬的，丝毫没有认为其中有何不妥。

　　古代有这些禁忌，难道现在就没有了吗?其实这些东西，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多多少少积淀在当代人的心中。书画作伪普遍，却很少见到有人详细将作伪者的姓名和作伪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将其“曝光”;当今社会中书画作伪现象又十分常见，同样也极少见到有人指名道姓说，某某是专门伪造哪位名画家的，予以揭露。其实大家心里未必不知就里，或心有顾虑，或心存禁忌，总之不能“刺刀见红”。笔者就曾听说，有人对台湾学者傅申所做张大千作伪画的专题研究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不够厚道。只要大多数人还存有这样的心态，书画作伪的打假，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反过来再说了，如果书画市场没有了伪品，岂不也砸了鉴定家们的饭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