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中旬即将开拍的华辰秋季拍卖影像专场中，一组美国著名摄影家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于1946年所摄，记录湖南衡阳饥荒的签名原作将与公众见面。这11张作品真实地不仅记录下在抗战方止、内战即兴的特殊时期，毫无喘息之际的普通民众挣扎在生死线上惨烈情形，让后人得以通过影像回顾那段悲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摄影人了解了摄影师阿瑟·罗斯坦不为人知的在华经历，补白了一段中国摄影史。
阿瑟·罗斯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纪实摄影家，以人文主义摄影和对当代纪实摄影理论的贡献而享誉全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他总是与苦难和战争产生关联。其最广为人知的经历是作为最早参与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纪实摄影项目的摄影师，这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摄影形态“当代纪实摄影”的起源。罗斯坦加盟美国农业安全局纪实摄影项目，拍摄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农业，缘于他大学老师，项目负责人罗伊·思特里克（Roy Stryker）。那是1935年，罗斯坦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正值大萧条时期，斯特里邀请他加入农业安全局，协助他为安全局历史部建立档案馆，收集影像，并设定项目的美学和技术标准。随后，罗斯坦前往美国南部和西部，拍摄了一批反响巨大的影像，其中包括他最为著名的作品《锡马隆县的沙尘暴》，以及因摆拍而在政界和摄影界都引起广泛争论的《泛白的牛头骨》。
1940年，F.S.A成为了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WI）的一部分，阿瑟·罗斯坦也成为了美国陆军的摄影师，随军来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工作。他在1945年退伍后留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首席摄影师，拍摄在中国的救助工作。在此期间他记录了湖南等地的大饥荒和上海虹口流离失所的犹太幸存者的困境。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阿瑟·罗斯坦这段在华经历似乎并未受到重视，相关影像也极少为人关注。或许因为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短，或许因为上世纪50-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因素。
在中国的一年时间里，这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首席摄影师以敏锐的洞察和精炼的视觉语言创作出这些极为震撼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湖南衡阳地区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灾工作的重点，当时的灾情惨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罗斯坦记录下来。在这组作品中既有直面苦难的视觉冲击，也有心怀悲悯的温情注视，最为突出的还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在苦难面前人与人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以一种视觉化的方式传达出他的人文社会观，也为我们呈现出当时的社会图景。
1946年的中国虽然已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历时八年的抗战洗礼使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而在抗战期间惨遭日寇野蛮侵略的湖南省更是到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境地。1945年时，湖南省因战荒废的田地就达到1450万亩。加之部分地区出现的自然灾害，1945年湖南全省粮食产量锐减至6730万石，较1940年前的年平均敞亮16873万石，减产60%。导致1945年秋至1946年夏收期间，与湖南省年均粮食消耗量相比，全省亏粮2100万石。
此时虽然国共双方已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识，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签署了《和平建国纲领》并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国民政府已然决定撕毁国共之间的停战协议，进而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所以当时在湖南省内集结了26万正规军，及大量的游杂部队。且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往华北及华中地区调遣部队，交通工具皆作军用，致使11万待遣日军战俘滞留湖南。而为了这数十万人的供给，国民政府火速摊派了160万石军粮，日夜征缴，本就灾情严重的衡阳地区亦未逃脱厄运，惨遭搜刮。加之民国政府的腐败官僚勾结奸商，纵容甚至操纵屯粮投机行为，致使湖南各地粮价疯长，灾情日益惨重。长沙《大公报》1946年6月3日的报道称“目前米价较去冬涨到十倍以上，慢说是农村破产拿不出几粒牙巴谷，就是靠薪水阶级养家眷的公务人员，有的甚至买一石米还不够，这是灾荒加重的原因之一”。
1946年，阿瑟·罗斯坦回到美国先前工作过的杂志社，一直工作到1971年。除了杂志社的工作外，他还曾在包括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任教，亦曾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纽约现代美术馆和巴黎国家艺术中心举办个人展览。著有《语词和图像》（Words and Pictures） 《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等多本专著。他最为重要而著名的著作《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被翻译成中文，为国内摄影人必读的经典。中国摄影家协会历史委员会委员曾璜介绍：“罗斯坦这批摄影原作现身国内拍卖市场，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不曾了解的资讯。它不仅补白了一段重要的中国影像史，还补白了一段中国摄影史、补白了一段视觉艺术史、补白了一段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补白了一段中西视觉传播史。”此外，中国摄影人还可以通过罗斯坦所拍摄的中国影像，更好地理解他所倡导的“纪实摄影”理念，理解“纪实摄影”作为20世纪最重要摄影艺术形态的理论和实践。
